西藏是从何时纳入中国版图的

lianfusu

作者：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神圣不容分割的领土。事实上汉、藏两族在人种基因上和语言文化上都是同根同源：汉语和藏语同属汉藏语系，属于这一语系的还有苗语、壮语、土家语、瑶语，我国南方的缅甸、泰国等中南半岛国家的语言也多属于汉藏语系。汉、藏两族的共同祖先是发源于今天黄河上游的青海河湟谷地一带的古羌族。春秋战国时代发羌、迷唐等古羌族部落逐渐迁移到今天的西藏地区。

由于这些部族未能发明自己的文字，所以青藏高原的历史长期缺乏明确的文字记载。直到唐代随着吐蕃的崛起才使青藏高原的历史才逐渐脱离了晦涩不明的神话传说状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相继吞并了雪域高原上的苏毗、白兰、党项、象雄等部族。松赞干布时代吐蕃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军事制度，开始采用历法，规定统一的度量衡，依据于田、天竺等文字创造了吐蕃文（以后发展成今天的藏文）。

松赞干布还通过与唐朝文成公主联姻得以吸收大唐王朝先进的制度文化，从而为吐蕃的繁荣强大奠定了基础。大约在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吐蕃的疆域达到极盛：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东至现今的甘肃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吐蕃因此成为当时与唐朝、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帝国并列的亚欧大陆五大强势帝国。

唐德宗时代的名臣李泌制定了联合回鹘、南诏、天竺、大食等国共同削弱吐蕃的计策。另一方面吐蕃国内的宗教、权贵冲突和奴隶反抗此起彼伏。公元848年吐蕃发生内乱，敦煌人张议潮趁机起义驱逐吐蕃。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张议潮先后收复沙州（敦煌）、瓜州（安西）、伊州（哈密）、西州（吐鲁番）、河州（临夏）、甘州（张掖）、肃州（酒泉）、兰州等地。

张议潮收复河西之时吐蕃王室内部为争夺权力分成两支连年混战，镇守各地的将领也拥兵称雄，过去归属吐蕃的部落纷纷脱离吐蕃的管辖。紧接着一场奴隶平民大起义爆发并席卷了整个西藏地区：当东北部镇将混战时吐蕃的随军奴隶在河陇地区发动了大暴动并自称“浑末”军，这支起义军的主要参加者主要是受吐蕃奴隶主奴役的党项、回鹘、羌、汉和其他民族。

与此同时从吐蕃东部也开始爆发平民和奴隶大起义，随后起义的风潮逐渐蔓延到吐蕃全境。公元869年手工匠人首领韦·阔竭勒登从康氏区率领起义军向卫藏挺进席卷拉萨一带，随后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到公元877年起义军首领许布达泽等四人率军攻下山南穷结，将吐蕃王朝历代赞普的陵墓掘毁多处，取出的殉葬财物则由几个首领们瓜分。这是吐蕃历史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农民和奴隶大暴动。

至此吐蕃政权已然土崩瓦解，此后统一的吐蕃王朝不复存在，吐蕃王室分裂为拉萨王系、阿里王系、亚泽王系、雅隆觉阿王系四大并立王系。此后吐蕃诸部族与宋、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长期并存。公元1225年蒙古汗国成功灭掉了西夏国。西夏的统治疆域位于今天的宁夏、陕北以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随着蒙古人进入这一地区就和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接壤了。

公元1236年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将西夏故地分封给次子阔端，此时金国已于两年前被蒙古消灭，蒙古将下一个征服的目标锁定在南宋身上，然而在进攻蜀地的过程中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却一再遭遇挫折。这时阔端萌生了向吐蕃借道进入蜀地的念头。这时阔端在吐蕃的东北面已占领了凤翔路、临洮路；在其东面已占领了利州西路、利州东路、潼川府路、成都府路，对吐蕃形成包围之势。

长达400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作为藏区人民精神信仰支柱的藏传佛教内部分化出不同的派系分别对各地区进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其中实力较为强大的派系有宁玛派、噶举派、噶当派、萨迦派等。藏区各教派面对强势崛起的蒙古势力都同蒙古保持着或多或少的纳贡关系，但成吉思汗死后吐蕃地方的各教派停止对蒙古纳贡而各教派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发展到后来各教派几乎顾不上同蒙古人打交道了。

公元1239年秋阔端派其部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途经青康多堆、多迈和索曲卡进入前藏。蒙古军在藏北由于遭到部分武装僧人的反抗，烧毁了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杰拉康寺，数百名僧俗群众被杀，其中包括一个名叫赛敦的佛教法师。而位于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之间的达隆寺因为当时大雾环绕，能见度非常低，蒙古军队没有发现达隆寺，才使该寺免遭一劫。

据《西藏王臣记》记载：多达那波率蒙古军打到了拉萨河上游著名的止贡寺，可由于寺主法术无边，祭起一阵神奇的石雨，击退勇猛无敌的蒙古军，以致蒙古军未曾将该寺破坏掉。现在看来所谓的“法术”和“迷雾”显然不能解释达隆寺和止贡寺未遭破坏的真实原因。事实上真正阻止蒙古大军进一步深入的是青藏高原险要的地理环境，蒙古大军很快在这里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在这样的局面下阔端转而试图通过怀柔手段达到迫使吐蕃臣服的目的。公元1247年阔端邀请西藏萨迦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同自己会盟，这次会盟最重要的产物就是《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正是这一文件向历史宣告、向世界宣告：西藏从此正式划入蒙元版图，西藏属于中国。公元1260年十二月蒙古忽必烈可汗册封吐蕃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国师”并命其率吐蕃语言文学者重新创制蒙古文字。

公元1269年二月由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制成，由忽必烈正式颁行，忽必烈为奖励八思巴的功绩还加封他为“帝师”、“大宝法王”，统领全国佛教。与此同时忽必烈设总制院管领佛教僧徒及吐蕃境内事务，由“帝师”八思巴统领。1271年忽必烈在自己的汉族幕僚建议下仿照中原汉制建元称帝，与此同时忽必烈还对全国各地的行政区划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

包括今天河北、山东、山西，以及河南和内蒙古的一部分由中书省直辖，在地方上则设置了辽阳、岭北、甘肃、陕西、四川、云南、湖广、江西、江浙和河南江北十个行省。与此同时吐蕃旧地由宣政院管辖，同行省平级。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徐达、常遇春等人率军北伐并成功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逃回漠北草原。此后明朝和北元政权长期对峙。

明朝的疆域版图比起元朝少了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然而相比传统的中原汉族王朝而言：明朝的版图是有所扩张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继承了元朝的版图的——云贵高原自唐代起就脱离中原版图，成为独立的南诏政权，后为大理政权取代，唐、五代、两宋皆不曾管辖此地，然而1381年12月明军攻入云南并最终使这一地区永远保留在了华夏版图之中。

燕云地区在此之前已有四百余年的胡化历史，然而明王朝收复了这一地区。洪武二十年辽东元将纳哈出降明，永乐年间又遣亦失哈巡视黑龙江下游，设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两大行政机构管辖东北地区。至此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南方的云贵高原的广袤地区均处于明朝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西藏也处于明王朝的控制之下：公元1369年朱元璋派遣官员持诏谕前往西藏着令各部归顺明朝。

同年明太祖又派遣陕西承宣布政使司的官员许允德前往藏地进行第二次诏谕。公元1370年明军攻取洮州、岷州并进克元朝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脱思麻宣慰司）的治所河州，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遂降明。元顺帝病殁后原先忠于元朝的西北藏族首领陆续归附明朝。1371年西藏的世袭封主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元世祖忽必烈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的五世孙）携带元朝颁发的印信，率吐蕃诸部首领到南京向明朝纳款。

公元1372年元朝册封的帝师喃加巴藏卜降明并接受明太祖朱元璋的册封。公元1374年明朝正式在藏区设置乌思藏都司和朵甘都司两大地方行政机构。明朝收缴了元朝授予藏族首领的印信，分别授予他们为河州卫指挥同知、靖南卫指挥同知，属下官吏也授千户、所镇抚等职。明朝在确定藏区的都指挥使司、卫、所的行政体制后陆续委任藏族首领担任都指挥使司和卫所的官职。

在藏区政教合一的格局下明朝除了在当地设立卫所、封以官爵之外，也加强了对藏传佛教各派首领的管控——明朝在藏区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僧官分教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每级依受封者的身份地位进行分封。各级僧官按明王朝制定的规则定期入京朝贡，各级僧官的承袭同地方卫所官吏的承袭一样必须获得朝廷的认可。

明朝对西藏的管理因此被形容为“多封众建、因俗而治”：通过敕封众多西藏首领，将帝师的地位拉低，从而使藏区各部首领、藏传佛教各派之间彼此牵制。明朝对西藏的经济控制主要是依靠实物税收实现的：朱元璋曾要求藏民以马匹代替银两进行抵税。明朝为了维护贡品输送还命令当地开辟道路、设立驿站并进行维护，明廷还在四川松潘地区设立松潘卫前千户所震慑藏区。

《明太祖实录》记载：“西番之民归附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出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出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尊君亲上奉朝廷之礼也”。由此可见明朝曾对西藏征收贡赋是曾被明确记载在明代的实录之中的。明宣宗时期宦官侯显走遍青藏高原进行赏赐，还击溃了不服从明朝的地方武装势力，从而昭示了明朝对于西藏的控制权。

最初明朝是封蔡巴、羊卓、止贡、嘉玛等故元万户府首领为乌思藏的行都指挥使或都指挥佥事等职，然而元朝扶持的萨迦政权已不可逆转地走上衰败之路，而噶举派的帕木竹家族的势力却日渐发展壮大。在对帕木竹政权的情况有较为充分的了解后明朝就开始任命帕木竹政权的主要宗本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还进一步在内邬宗和仁蚌宗这两个最大的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

明朝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都指挥使佥事、千户、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并换发敕书和印信。崇祯三年（1630年）乌思藏僧人三旦多只等十五人入朝班贡，这是藏区领袖最后一次入贡明朝。据《明史·志第十六》记载：“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越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

明朝先后在西北藏区设立洮、河、岷、西宁四卫，在今甘、青、川部分藏区以及卫、藏地区设置“朵甘卫”和“乌思藏卫”。藏区各部族首领均被明朝委任为同中原官职相同的指挥使、都指挥使佥事、千户、百户等职，所不同的是内地官员是通过科举选拔，而藏区官吏则允许世袭，但新任官吏承袭官爵时必须经北京的大明朝廷批准并换发敕书和印信。这一时期明朝治理下的藏区还包括今天的拉达克、锡金、不丹等地。

自公元1247年的凉州会盟以来西藏就已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元、明、清三个王朝均对西藏实现了管辖。明代对西藏的控制在元、明、清三朝中实事求是地讲是最弱的，但还是通过多封众建的平衡之术在西藏始终保持着影响力。公元1644年清王朝定鼎北京。公元1652年藏传佛教格鲁派五世达赖喇嘛应召到北京觐见清世祖顺治皇帝，次年受到清朝正式册封。

五世达赖是西藏历史上一位富有政治才能的领袖——他在明末清初的混乱局面下借助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兵力打败了明朝时统治西藏的噶举派帕木竹政权，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王朝”。和硕特部后来被准噶尔部的葛尔丹打败，于是进入青海建立了和硕特汗国。和硕特部在青海建立和硕特汗国后和西藏的达赖政权合作共同统治青藏高原。后来葛尔丹在追击和硕特部的过程中也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青藏高原。

就在葛尔丹向青藏高原扩张之时西藏达赖政权与青海和硕特汗国政权却闹翻了。事情的起因是五世达赖时期他的管家桑结嘉措利用自己和达赖的特殊关系掌握了藏传佛教的教权，鉴于当时这一地区政教合一的客观现实要想统治青藏高原必须同时具备教权和兵权，然而桑结嘉措的弄权行为使得青藏高原的教权和兵权出现了分离：教权掌握在桑结嘉措手中，而兵权掌握在青海和硕特汗国的拉藏汗手中。

五世达赖死后桑结嘉措担心拉藏汗乘机剥夺自己的管理权，于是在没知会拉藏汗的情况下自作主张立了六世达赖。拉藏汗自然不承认这位未经自己认可的达赖，桑结嘉措深知自己手中没有兵权，真打起来绝不是拉藏汗的对手，于是他利用自己掌握藏传佛教教权的号召力向葛尔丹发出求援结盟的意向。葛尔丹早年在西藏学佛期间深受桑结嘉措优待，在相同的政治利益和昔日的个人感情驱使下葛尔丹率部大举进入青藏高原。

如果任由葛尔丹吞并青藏高原，那么大清的西部疆界将完全暴露在准噶尔汗国的威胁之下。康熙皇帝因此御驾亲征将准噶尔势力从西藏驱逐后册封了五世班禅，与此同时清朝正式设立了驻藏大臣制度，从此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一道治理西藏。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5年）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确朱嘉措因为同当时实际执掌西藏政教事务的格鲁派达赖、班禅政权之间的纠纷外逃廓尔喀国（今尼泊尔）。

廓尔喀国在确朱嘉措的煽动下发兵入侵西藏。乾隆皇帝派福康安率兵入藏平乱，福康安成功将廓尔喀国军队逐出西藏。福康安在西藏按乾隆皇帝旨意对西藏事务进行了整饬：严惩确朱嘉措的叛国行为，废除了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转世，查抄了该系的寺庙和财产，同时强令其所属百余名红帽喇嘛改奉黄教。从此噶玛噶举红帽系在西藏销声匿迹、不复存在。

为使西藏长治久安，对外不受外人侵扰，对内治理有法可依，乾隆皇帝派人与达赖、班禅的僧俗要员商议制订出《钦定二十九条章程》，由此明确了关于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在此之前每任达赖、班禅去世后就要寻找在其去世之时出生的转世灵童，然而同一个时辰出生的儿童往往不止一个，所以由谁继承达赖、班禅之位就容易成为教派内部争权夺利的冲突根源。

金瓶掣签制度就是把所有找到的灵童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把这些写有灵童姓名的签牌放在一个金瓶里，选派有学问的活佛诵经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抽签决定谁是下一任达赖、班禅。如果只找到一名灵童也需要将写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写名字的签牌共同放置瓶内，若抽中的是没名字的签牌就要另外寻找。至此中国古代王朝对西藏的控制力度达到顶峰。